第七章 代议制的进步与局限【权民一体论-王力雄】
【本章提要：代议制使得权力更新不再通过强力，但仍然是数量求和结构。权力意志可通过操纵代议制的数量求和扭曲社会意志；反之数量和的压力又会迫使代议制纵容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
1. 无需强力的权力更新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代议制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权力更新从此以数人头代替砍人头，不再需要强力。选举为社会的无权元提供了对有权元的沟通，使得解决权力意志脱离社会意志只需以压力方式，从而避免以强力更新权力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迄今已发展为一整套国家政治制度的代议制，为无权元提供了如下若干对权力的沟通：
表决：作为直接民主的方式，虽与代议制理念不同，却是代议制的基础。除了重大事项采用公投表决，代议制的选举本身亦是直接民主的表决。
竞争性选举：是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对于无法进行充分直接沟通的大规模人群，没有竞选便没有真正的选举。
言论自由：为民众监督权力提供了纵向沟通，为凝聚民意提供了信息与思想的横向沟通，是社会意志对权力意志施加压力的基本方式。
多党体制：在政权的沟通结构之外另立沟通结构，为不同政见和诉求提供立足之地，也为民众更新权力提供多种选择。
权力分立与制衡：把政权分割为数个独立的沟通结构，相互制衡，避免绝对的权力，同时也为民众增加沟通权力的管道。
正是这些沟通管道的存在，使得社会意志对权力意志的压力得以表达和传递。定期选举使权力意志对这种压力必须保持敏感，不再骄横，而需小心翼翼地逢迎化解。说到底，代议政治中的政党竞争、媒体造势、社会运动等，都是利用压力促使权力意志调整，或是通过选举更新权力。代议制的优点已经论述很多，无需重复。本文希望从另一面看代议制存在的问题，以及能否改善。这并不意味否定代议制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希望寻求更多有助前行的启发。
2. 数量求和的被操纵
理论上只要有选举，权力一定要对社会意志的压力让步，否则就会被选举更新。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权力意志不会公开扭曲社会意志，所作所为皆符合法律和程序，但是其与社会意志仍有差距。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数年以来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国会议员都被美国民众评为在道德与诚信方面最差，甚至是以职业排名的倒数第一1。然而国会议员正是民众选举出来为自己代议的。如果不是代议制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结果？
从本文角度分析，问题根源就在代议制是数量求和结构，而社会意志是向量求和的结果。数量求和结构无法完成向量求和，因此社会意志便无法在数量求和结构中真正体现。
正是数量求和与向量求和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代议制的现实与理想之距离。一方面代议制权力的确会在民众压力下让步，那却不是向量和的压力，而是数量和的压力；另一方面，代议制权力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乃至操纵数量求和的过程与结果，才导致上述黑色幽默。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回忆其在1984年竞选参议员时，当民意测验显示他的领先优势消失时，竞选顾问提出了在广告方面的投入与策略，并保证按其计划操作可在3周内让戈尔的支持率提高8.5%。3周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正好提高8.5%( Al Gore: The Assault on Reason)。这固然可能存在巧合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代议制政治对数量求和的操纵。
代议制选举将“是”或“否”的投票相加成彼此对立的数量，决定最终结果。如何利用数量求和达到目标，既是精确的学科，也是可观的产业。花在竞选和立法游说上的钱爆炸增长，代议政治的结果与钱的投入密不可分。这种过程的主导权掌握在权力元手中。无权元虽然握有票权，但调侃的说法是“无权者可以自由地投票，金钱和权力可以自由地操纵，无权者也可以自由地被操纵”。这虽有以偏概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现实的反映。
有太多故事描述政客在代议政治游戏场上玩的花样，以致他们在民众中丧失信用，同时又挡不住他们继续拿到足够的选票。代议制的各种投票制都无法改变这种荒谬，原因就是囿于数量求和的结构。
只要社会仍处于二元结构，无权元对有权元的沟通管道就总能被权力动手脚。比起专制，代议制权力是用软性方法。专制的蛮横一目了然，代议制却让结果看似是民众自己的选择。照搬代议制的转型社会，有的出现民主倒退乃至只剩形式，往往是当权者利用代议制的政治手段操纵选举、蛊惑民意、控制舆论，结果让民众自以为民主地再次被专制。新诞生的专制者可以获得足够的选票，完全无需作假，但那正是通过蛊惑和操纵形成的数量和，而不是社会意志的向量和。
3. 代议制仍是二元
超出充分沟通与协商的规模便无法进行向量求和，只能简化为数量求和，因此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历史上民主曾长期名声不好，问题正是出在数量求和。数量求和类似数学的提取公因式，忽略各自不同，只取共同，因共同的共振愈加共同，或因局限的叠加愈加局限，最终减掉少数，形成零和结果。名义上民主，实为多数专制。
数量求和是出于解决民主所面对的规模难题，以“是”或“否”的表决把个人意志向量变成可批量处理的数量。但即便简化为数量表决，规模导致的繁复和成本也使其无法应用于日常，只能进一步简化为数量表决的选举，把权力交给当选者代为行使，即为代议制。
代议制一方面以批评直接民主为自身寻找合理性，一方面却用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其指出的直接民主弊病，在直接选举中一样都不少——信息不充分，选民发言权微小，交流和辩论困难，缺乏相应知识，容易被主持人操纵等。问题根源仍然在规模导致的沟通障碍。使得代议制在理论上的选举自由，因为能当选的人需要具备特殊的沟通能力（知名度，政党支持，媒体报道和资金等）而局限于很小的圈子之中。圈子内的人竞争再激烈，大格局仍万变不离其宗。选民只能通过电视、报纸、集会认识竞选人，看到的是商业广告包装和公关技术创造的形象，竞选成功的往往是最善表演者。
当然，自由的选举可以更换当选者。不过这也使得代议制的选举往往变成与前任算账而不是放眼未来。代议制虽不再需要强力更新权力，分成有权和无权的二元状态却未改变。当选者的轮换也不会有本质变化。
“代议”（代表决议）和“民主”（民众做主）是矛盾的。二者组成一个词，表达的只是通过“代议”实现“民主”的愿景，不等于“代议”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不能和民众参与分开。进行政治参与是人民自由的标志。尽管参与式民主常常遭人怀疑，精英内心更是宁愿以共和取代民主，然而民主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共和的合法性来源，因此什么都不能取代民主。以往民主暴露的问题，根源不在民主，在数量求和。数量求和貌似民主，却非民主，只有将其变为向量求和，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
4. Vetocracy
西方政治文化对集权强烈怀疑和警惕。代议制驯服权力主要靠分权制衡，期望把一个魔鬼分成三个后变成天使。虽然分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意义的政治技巧，民众并未因此得到权力和参与，但起到的制衡作用的确有效。阿伦特（Hannah Arendt ）认为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当年对代议制的担忧——或落入多数专制、或因人民不关心公共事务而让当权者以权谋私——主要是靠分权制衡才得以避免。然而，当分权制衡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却可能产生另一方面问题——即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自造词Vetocracy（否决政治）中所指的政治衰败。
例如为了防止政府滥权，美国在总统和国会间分割权力；州和地方政府保留相当自治权；允许法庭以宪法为由推翻法律；鼓励政党竞争与轮替……仅从议会立法看，法案起草后要经议会规则委员会审查是否符合法律，决定送到哪个委员会；再由相应的委员会投票，决定要不要进一步处理；往下还要看是否涉及财政，送拨款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可交议会投票；参众两院中的一院通过后，另一院也须通过；两院通过的法案送交总统签署；总统可以否决；但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又可以否定总统的否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使立法夭折。
除了立法的层层关卡，司法也可施加各种干涉。诸多行为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造成政出多头；而党派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权争使之各自利用分权制衡，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无法决策，内耗空转，甚至造成政府停摆……这种政治衰败被认为有继续加重的趋势。
福山认为利益集团在Vetocracy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论上，民主政治希望人民可以用抗衡权牵制权力，抗衡权归属多元的参与式群体。然而实际上拥有和掌控抗衡权的主要是利益集团。立法有那么多的环节和障碍，且大都关门进行，一般人很难介入。利益集团雇佣“院外游说集团”，只要花钱足够多，影响便能延伸到总统、两院、委员会主席，说服他们对某个方案进行推进或阻挠，使那法案通过或不通过。利益集团的这种抗衡权非但无益于人民，反而削弱了表达多数人意志的政治机制，扭曲了民主。要么是从各自本位出发通过的法令相互矛盾，损害公共行政质量；要么为保护集团利益利用法庭阻挠行政、扼杀改革，把分权制衡机制变成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
从根源看，vetocracy是代议制与分权制衡的天然基因，与生俱来。多党竞争和分权结构中的每个行为体都要用反对和制衡体现自身价值或争取利益。分权既然是为了形成制衡，便一定要在结构上安置vetocracy环节。而否决也是权力，热爱权力的人类天性照样可能对其滥用。甚至利益集团也会打着防止滥用权力的旗号利用vetocracy，实际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每多出一个vetocracy环节，就多一分牵制全局的能力，这种动力制造越来越多的vetocracy。
5. 无法超越的陷阱
在代议制中，权力除了对数量求和操纵和利用，也需要对来自数量和的压力让步。代议制社会处处可以看到权力迎合数量多数造成的短视政治、空头支票、过度福利等；在权力操纵、煽动、许诺下形成的数量和，反过来又会以压力挟持权力。
虽然代议制已经发展出多种政治方法缓冲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既然由选票数量决定输赢，归根结柢还是得给数量和让路。本来可以不必苛求代议制，至少相比眼下其他制度它是最不坏的。然而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有两种终将危及人类命运的数量和——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代议制不但无法克服，且正是其机制所助长。代议制因此不能成为终点。
消费主义
人的基本性质若是用消费满足，更好之上总有更好，有限的资源却不能支持无限的欲望，生态环境也不可无限透支。从这种逻辑看，消费主义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自身。
以往少数富人再奢侈，社会消费总量是有限的。民主化给了普通民众平等权利，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产力，一方面让多数人得以加入不断提高消费的行列。社会消费总量因此加速扩大，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随之剧增。
全球性的消费潮似乎反映人类贪图享受不考虑整体，更不顾及子孙后代。但那是数量求和的结果。前面说过，社会意志的“判断”在数量求和结构中可以自发体现（因为满意与否可简化为数量），然而“判断”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现实，不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当消费主义的危害尚未爆发为全面危机时，社会意志的“判断”主要还是感受消费的好处。当危害开始大于好处，每人都可以从吸进的污浊空气、漫天风沙、缺水、瘟疫中得到比较，“判断”也能精确地感知转折。问题在于，即使人们愿意在那时立刻停止无度消费，即使能把人们的转变马上付诸实行，也已为时太晚。二元结构的滞后仍将使恶果坠落。
预见未来不应由社会意志的“判断”承担，而是由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把握。在没有向量求和的结构时，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只能靠权力意志的“吻合”才能体现。代议制是由热衷当下消费的大众以数量求和选举当权者，因此注定了权力意志不能忤逆社会意志的“判断”。对社会意志“判断”的迎合便成为对社会意志“目标”与“决定”的违背。
对于消灭贫困，代议制功不可没。但温饱不会让人满足，消费提升和欲望膨胀相互刺激，不断攀升。只要缺乏节制，消费一定变成贪婪。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以物为核心的文化使多数人把“更好的生活”与消费等同。地球生态对个人远在天边，挣钱发财、买房置地、享乐生活却是立竿见影，因此必定成为数量求和的主体。由热衷消费的大众直接选举当权者，迎合消费主义的政客一定比提倡节制的智者得票多，从而促使权力意志在数量和压力下对消费主义亦步亦趋。
从这一点看，可以说代议制是一种纵容物欲的制度。
民族主义
作为当今另一个世界难题，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有连带关系。当资源不能满足时，往往以族群为阵营相互争夺。表面上的民族矛盾或国家冲突，追根溯源往往与资源（土地、水源、矿产等）争夺有关，且比其他因素更难化解。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即使是成熟的代议制国家，民族、种族、族群问题也麻烦不断。向代议制转型的社会更可能发生民族仇杀、国土分裂的悲剧；国家之间则经常处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紧张对立。
专制统治一般对外搞民族主义，打压国内的民族主义。代议制却给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分裂开放了空间。尤其在转型之时，民主与族群开始交织，专制时期制造积累的民族仇恨被代议制开放的政党政治、竞争型选举和言论自由释放出来，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打开专制黑箱呈现真相不见得带来和解，而是进一步激发仇恨。力图赢得多数选票的政客和政党少不了以民族划分阵营，把民族矛盾当作吸引选民的炒作主题；相互竞争的意见领袖和媒体也会用煽动民族情感的方式争夺公众。
民族主义表面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其实在普通百姓的个人意志中，民族问题只是其中的个别意志，占的比例并不大，主权归属则离得更远。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身和家庭幸福平安，对此进行向量求和，本不会为了统独之争开战或仇杀。完整的个人意志中包含着针对不同问题的诸多取向，对单一问题的回答只是其中一个取向。如赞成民族独立的取向在总体意志中可能被不愿战乱的取向抵消。而数量求和只能针对单一问题，精英对民意的主导和操纵就在这里——只问是否赞成民族独立，不问是否愿意承受战乱，回避或隐藏追求独立必须要付的代价。那时，民众赞成独立的表态即使发自内心甚表现至狂热，也是对其个别意志的抽取和迭加，等于是被操纵。
民族精英除了对民族有宏观关怀，也有个人和集团对权力的追求——主体民族的精英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是不愿放弃权力；少数民族精英要求独立是希望把权力拿到手中。民族精英往往会利用数量求和的取舍，把民众向“是”、“否”两端驱赶，而将中间领域的多元与建设因素弃而不谈，由此形成的“民族意志”更多的只是精英意志。
民族主义一旦被精英煽动起来，又会反过来绑架精英。尤其在代议制转型初期，制衡机制尚未形成，每个政治运转的环节几乎都取决于数量求和，或受制于数量求和的压力。当民众以数量形式存在时，如同雅典城邦的广场，喝彩或起哄成了决定因素。那是善于表演的政客如鱼得水的舞台。民众爱看英雄，喜听豪言，为煽情欢呼，把理性嘘下台。这种“广场效应”只能鞭策各方政治势力向极端赛跑，以免因落后而失去数量多数，结果会刺激民族矛盾不断升级，直至流血冲突甚至种族清洗（有的种族清洗正是为了在代议制表决中保证本族的数量多数）。在代议制转型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中，民族冲突首当其冲。忽略民族主义风险的转型会付出沉重代价。
对内奉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代议制国家，却可能在代议制的数量求和驱使下奉行对外霸权。“民主和平论”用统计数据宣称民主国家无战争，但是以往是民主阵营面对专制阵营，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超越民族主义。当专制阵营解体，实行代议制的各国之间陷入愈演愈烈的资源争夺时，“民主和平论”是否还能持续值得存疑。
为何不同族群的个体以个人身份交往可以和平、友好，以族群身份面对却陷入隔阂与憎恨。导致变化的原因就在是向量还是数量的分别。面对具体个人，对方是完整向量，面对族群，对方是单一数量。对方作为向量，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对方作为数量，是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向量之间可以折中求和，数量之间只能是非加即减。代议制的数量求和结构决定了代议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是制造民族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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