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书。批评家们将这本著作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相提并论，可见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机会读到这本著作。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时，忽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正同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年青人一样，那个时候我之倾向自由主义是未经自觉地从政治层面进入的。自由主义还有经济的层面。自由主义的经济层面，受到社会主义者严重的批评和打击。包括以英国从边沁这一路导衍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为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守不住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思想，纷纷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这一基干阵地，而向社会主义妥协。同时，挟“经济平等”的要求而来的共产主义者攻势凌厉。在这种危疑震撼的情势逼迫之下，并且部分地由于缓和这种情势的心情驱使，中国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酝酿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根本不通的。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经济上作奴隶”。我个人觉得这个主张是怪别扭的。但是，我个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学，更不懂得经济科学。因此，我虽然觉得这个主张怪别扭，然而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正在我的思想陷于这种困惑之境的时候，忽然读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虑顿时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论将自由主义失落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新救回来，并且扩大到伦理基础上，一个人的饭碗被强有力者抓住了。哪里还有自由可言？这一振兴自由主义的功绩，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读书与思考，受影响最深的要推罗素。除了罗素以外，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要推波柏尔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响是从读《到奴役之路》开始的。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
我现在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主义”，实在有些勉强。我现在之所以用“主义”一词，纯然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来表达我所要表达的意义。“主义”一词的用法，在许多情形之下，与现实层界的权势不可分。于是，它变成“只许信奉不许批评”的圣谕。这样一来，它带有权威的阴影，和强制的意味。自由主义即令算是一种主义，也不是这样令人紧张的“主义”；否则根本就失其为自由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可以被反对，可以被批评，而且无宁欢迎批评，它也无惧乎反对和批评。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层面而已。自由主义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它是人本主义的，认为个人是人生一切建构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法治的基本出发点和功能，并非保障政司的权力，而在保障个人之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从这一组设准出发，自由主义者看得最严重的事是镇制权力的随意滥用，并且反对国邦统治大家的经济生活。自由和责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他的所言所行的后果都负有责任。不付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自由的。没有理知和道德观念作基础的骚动根本就不是行动自由。不从理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出发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骚动和不负责的言论往往招致极权主义的灾祸。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的若干大变乱的史例可为殷鉴。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当时给我那样的感兴和帮助。我很愿意将我从这本书所得到的益处分给别的读者。于是，我着手“翻译”，并且作注解。这个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适之先生在当时的“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演词里说：“二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想象的。’我还举了个例子。他们大概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登出来。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原系奥国经济学者，后来住在英国，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种事例，平常我们是不大注意的。这部书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已出了十版，可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一部名著，也可说是新的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名著。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对一切计划经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年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载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时的胡适能注意及《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译，这表示他的自由主义的余晖犹存。不过，在台湾能翻译并发表《到奴役之路》，这件事对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究竟有什么证明作用就颇不易断言。严格地说，胡适之先生关于台湾言论自由问题的谈话我并未清楚了解。当时他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象的”，他说的“许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么种类的人，这些人当时所“想像”的“台湾的言论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超过”的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从他的讲词里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确切指出的，是当时《到奴役之路》有发表的自由。不过，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烟!在这十一年之间，台湾的言论自由是进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处未动，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研究舆论的专家来解答。可是，无论他的解答是否和每个人的切身经验符合，特指地说，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书的 “译注”原文于十一年以后的今天在这里不是没有和读者重逢的实际可能。
十一个艰辛的年头就这样飘过去了。人生并没有太多个的十一年。回首这十一年来，我个人经历了这激变时代里的一些激变。这些激变，使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处境的认识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发生若干改变和进境。这些激变和进境使得我现在认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里所展现的思想有些更动的必要。例如，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我现在的了解和当时颇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别的论著里去表示了。
当我对《到奴役之路》作“译注”时，我说是“翻译”。照我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欠妥。虽然，我借来的《到奴役之路》原书因早已归还原主以至无法将原文和“译文”查对，可是，我现在觉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严格的翻译，只能算是意译；还有节选的情形，也有几章未译。关于这一方面，目前被种种事实上的条件所限，我无法补救。我希望在将来对于自由的观念和思想之启导工作上能有机会多作努力。现在，我只能把本书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时，我趁出版之便，把内容稍加修改——特别是有关人身方面的，因为我所应着重的是观念和思想及制度。
复次，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宜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得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于麻木，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于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的述要，就所倡导的观念和思想内容来说，今后大部分有现实的生活意义。实实在在，它展示了一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条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论，有而且只有跟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变成蜜蜂、蚂蚁、牛群、马群、工奴、农奴、政奴，或一架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义来说，这本书的述要之在这里出现，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中，说不定有的比他所熏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质来延续生命。人的生活还须有理想的远景。有道德相知识作基础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现实层界的权势和利益来支持的种种气泡，较值我们怀抱得多。
古人说：“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近年来常常想，人生就过程来说，有些像一支蜡烛。这支蜡烛点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燃了。我从来不做秦始皇帝那种求长生不老的痴梦。那些藉语言和幻想编织一幅图象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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